大明皇帝对科学的高度重视，愈活愈年轻的伽利略·伽利雷归化入了明国国籍，并娶了明国女子做自己的夫人，有这么个活榜样，那些慕名而来“欧罗巴大神”有样学样；归化的学者们与大明土生土长的大神，如徐光启、宋应星、李之藻、孙元化、王徵、吴有性等密切配合，全身心的投入到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科学研究当中。
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们的身后还有大群人，有如刘老汉、毕懋康等这样的“无名之辈”，也有每年数以万计、十万计进入新学学校的学生们，更有上亿尝到新学甜头的明国人。
西方大神们的到来，为大明夯实了扎实的各类学科的理论基础；人员、资金持续投入，使得各类学科不断发展，研究持续突破；加上某人开出“金手指”，及时的点化提升了科技起点，使得大明少走不少弯路。
当然随着大明在各主要城市的轻、重工业区落地，广泛推广运用的各类蒸汽机、锅炉等带动了冶炼、玻璃、机械、制盐等产业的飞速发展，推进了技术不断升级换代，除了军工、钟表的发展，如水银柱、天文望远镜、显微镜等光学设备的相继面试。
精密仪器的面世，使得大明在数学、天文、物理、化学等方面突飞猛进，不说要全面超过沉迷于战事的欧洲，并驾齐驱是没一点问题的，事实上，在不少区域大明已全面超越欧洲。
大明在军事、科技及民用技术全面领先，崇祯帝朱由检并没满足，发现通讯短板制约发展，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弄出了蓄电池及有线发报机的雏形，让科学院的人去改进争取早日投入使用。
如果不是怕大明内部某些人受不了，本来连手摇发电机都想鼓捣出来，让大明提前进入电气时代，可最后发现首要发电机容易，可保持电力使用安全、可靠的绝缘材料问题没解决，只得悻悻做罢！
准备妥当，崇祯九年夏，北京一口气建了东、西两个火车站，几条铁路全面动建设工；为啥要做两座，一座不省事些，此事还要从头说起。
依照朱由检的方案，将在外城正阳门建设一座占地宽广的火车站，只是这么做必须在高大的北京城墙上开洞；在城墙上开洞在十七世纪的大明那可是需要莫大的勇气，需要胆小谨慎的铁路总局总局长刘铁柱冲到前面。
巨大的压力面前，怕事的刘铁柱思虑再三选择“抗旨不尊”，坚决不同意在正阳门建“前门车站”的想法，而提意将车站分别建在外城的东、西便门附近；无人冲在前面做“炮灰”，想明白事由的朱由检也是后怕，如文官集团以此为契机群起反对，说不定将导致铁路建设搁浅。
觉得得不偿失的朱由检退缩了，同意修改方案并作出周密部署；于是乎，一出“瞒天过海”之计在京城上演，皇家事务管理署宣布由于京城已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，准备将外城的工业区进行搬迁，空出来的土地将建设新的居民区与商业区；以此卫契机，北京城将往东、西两侧
扩展，规划布局几处小的工业新城。
说是新城，可没有高大围墙的保护，给出的理由也算有说服力；由于帝国军力及国土面积不断扩大，已没有什么敌对势力可以侵扰京城。
完善的计划转交到内阁，首辅李标知道铁路建设之事已不可违，与次辅梁世勋、孙传庭两人闭门商议如何避免出错；最后三人合议，以督察四川盐政为由，将喜欢“闹事”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史可法及几位残存“清流”编入调查组，即日离京奔赴四川。
调走“清流”领袖，就是为铁路建设保驾护航，其实明面与暗地的准备远不止这些；近卫军与皇家卫队加强了京城内外警戒，皇家事务管理署事务部掌管的《京城新闻》、《北都春秋》、《京华岁月》等报刊与礼法部掌管的邸报做好舆论宣传准备，连东厂控制的娱乐界及京城部分地下势力做好应付措施。
北京外城东、西两侧开始出现两处工地，奋力建设铁路大幕终于拉开，大明自此一只脚踏进工业时代。
两座车站也具有新时代的特征，处于城外的新车站没有城内高度及规模的限制，车站以高大的钟楼和坡屋顶候车区为主背景；站前布置了不小的疏散广场，广场上立了不少本朝文臣武将的雕塑，周边布置了停车场、配套旅店及各类商铺；不一样的设计风格为大明的建筑提供新的模板，礼法部与建设部相互合作，建筑规格方面严格的礼法控制开始松动，大明的天际些开始出现变化。
这两座建筑最后被中国建筑界纳入“划时代”的作品，虽然设计手法约显“稚嫩”，但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建筑而载入史册。
再说回同时建造的车站，相对而言，东车站小些，雕塑主要是明朝著名武将，面对北京东北、东南各铁路线，主要通往辽东、天津，以后延伸可以通往哈尔滨、海参威及南京等各地；西车站大些，雕塑主要是明朝著名文臣，面对北京西北、西南各铁路线，主要通往张家口、保定，今后延伸通往广州、西安、乌鲁木齐等各地。
蕴含传统八卦的阴阳之道通过新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，如此新奇的让人不解却容易理解，它们其实是紫禁城文华殿与武英殿的延伸，很快两座车站成了北京百姓最爱去的地点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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